【西鳳酒1952報道】從古至今，文人墨客總是離不開酒，詩壇書苑如此，那些在藝術界占盡風流的書畫家們更是“雅好山澤嗜杯酒”。如果說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，那么它又何嘗不是一個酒文化濃厚的國度呢？酒在我國源遠流長，飲酒在國人的生活中早就演變成一種文化現象。俗話說：“酒為歡伯，除憂來樂”。人們樂時飲酒意在歡慶，愁時飲酒旨在除憂。酒可品可飲，可歌可頌，亦可入畫圖中。縱觀歷代中國畫杰出作品，就有不少關于酒的題材。可以說，繪畫與酒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。
不只是繪畫，書法更是與酒結下了不解之緣。他們或以名山大川陶冶性情，或花前酌酒對月高歌，往往就在醉時吐出胸中墨，酒酣后“解衣盤薄須肩掀”，一任天機，淋漓揮灑，神行紙上，從而作出一幅幅精品，這就為我們留下了許多富有浪漫色彩的佳話和藝術珍品。在這里，酒已成了他們創作時必不可少的重要條件。
且樂生前一杯酒
酒之于中國文人，一個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消愁。宋人朱肱在《酒經》說：“酒之于世也，禮天地，事鬼神，鄉射之飲，鹿鳴之歌，賓主百拜，左右秩之，上至縉紳，下逮閭里，詩人墨客無一可以缺此”。仕途坎坷以及生活的窘困等種種原因，使中國文人的內心淤積了過多的憂愁悲傷。在諸飲之中，酒以其獨特的品性，理所當然地成為了他們化解悲愁的最佳使者，正如周邦彥《虞美人》所言：“添衣策馬尋亭堠，愁抱惟宜酒”。縱觀歷史上的文人，大都與酒形影不離。文人飲酒己是傳統上的瀟灑。魏朝末年，被譽為文壇“竹林七賢”的阮籍、嵇康等人，他們個個堪稱酒中豪杰，常在竹林中飲酒長嘯。阮籍一醉就是一個多月；嵇康醉酒有風姿，不時醉出美感來；劉伶更是對酒一往情深，可謂古今一流的“醉仙”。
陶潛醉酒，悠悠見南山。東晉陶淵明也是出了名的愛酒文人。他在《飲酒》詩前的小序中寫道：“余閑居寡歡，兼比夜已長，偶有名酒，無夕不歡。顧影獨盡，忽焉復醉，既醉之后，輒題數句自娛。紙墨遂多，辭無診次。聊命故人書之，以為歡笑爾”。酒和他的生活緊密地聯系在一起。因為酒，他心底流露出無比高尚的人格魅力；也正因為酒，他才會在駢體文玄言詩盛極的魏晉時期獨辟一代文風，為中國文學增添了一種新的題材。同時，酒對文人雅集也起到了重要的烘托作用，據《與吳質書》記載，曹丕與“建安七子”徐干、陳琳、劉禎等“每至筋酌流行，絲竹并奏，酒酣耳熱，仰面賦詩，當此之時，忽然不知自樂也”。
當歷史車輪轉至唐代，這時期的文人縱酒風尚更是異常興盛。在繁華的盛唐時代，酒氣熏天的長安城中有著一支龐大的飲酒隊伍。其中有文人雅士，也有高官布衣等八位飲酒高手。唐初詩人王績，因好酒獲“斗酒學士”的雅號。他曾撰《酒經》：“追述（焦）革酒法為經，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為譜”。還有杜甫，史載他“于成都洗花里種竹植樹，結廬枕江，縱酒嘯詠，與田竣（音）野老相押蕩，無拘檢”。大詩人李白更是感嘆道：“且樂生前一杯酒，何須身后千載名”。在詩化的酒中不畏人生的挫折，對未來的生活充滿了希望。由于縱酒，常陷人經濟困頓：“歸來酒債多，門客榮成行”。因此，李白在回答唐玄宗問其志向時，是這樣表白的：“臣一無所需，但得杖頭有錢，日沽一醉足矣。”這種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非修煉人莫屬，從而使李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酒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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