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西鳳酒1952報道】1993年，任玉嶺在北海任副市長期間，組織了一次經濟討論會，很多權威專家都來了。會上，大家討論民營經濟占GDP的比重將來的界限在哪里？很多人的觀點是，應該控制在17%范圍內，但當時民營經濟占GDP的比重已經超過13%。是限制，還是發展？

　　回憶起這次會議，任玉嶺告訴中國經濟時報記者，“當時給我的印象是民營經濟是一定要限制發展的，但現在不是這樣了，現在民營經濟已經占GDP比重50%以上了，下一步民營經濟還要大發展，可能要占到70%以上。”

　　試水民企，成為中國民營經濟最早一批實踐者

　　任玉嶺接觸民營經濟是這樣開始的。改革開放以后，他很快有機會到國外走走，到1983年，任玉嶺已經走訪了歐美亞十幾個國家。

　　“那時，看到國外一些城市晚上都是燈火輝煌，不僅建筑漂亮、街道整齊、汽車如流，而且商店林立，物產極為豐富。人們生活在地毯上，休閑在草坪上，行走在汽車上。當時給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中國和人家的差距太大了，不知道什么時候能夠趕上，甚至可能就趕不上。因為那時候人家都有私家車，而中國的公車還很少。”任玉嶺說到這時仍然感慨良多。

　　也是在那時，任玉嶺親眼目睹了外國公司的風生水起，并在心中悄悄埋下讓“公司”這一現代管理制度在中國開花結果的種子。

　　1984年，在國家科委新技術局的辦公室里，任玉嶺翻閱到一份《國務院會議紀要》，紀要傳達了當時國務院領導的要求：“公司制度是當代最佳的企業管理模式，中國還沒有公司制企業，要在全國大力提倡興建公司。”任玉嶺看了這份紀要后第二天就寫了一個報告，關于成立中國味精技術公司，并很快報給了商業部、輕工部、中國食品協會和中央書記處。沒想到幾個部門全都做了批示，同意組建。讓任玉嶺難忘的是，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胡啟立也在報告上作了批示，“像這樣的公司建得越多越好”。

　　任玉嶺說，成立中國味精技術公司主要是為了落實“公司”兩字，但那時很多人對“公司制”很模糊，雖然國家大力提倡，但并不出一分錢。任玉嶺就帶頭籌款，籌了36000元，公司開張了。

　　公司成立后，任玉嶺與上海的馮容保同時擔任董事長。因為馮容保在上海，而公司設在北京，所以公司大小事務大多由任玉嶺打理。在他的努力推動下，公司進行了幾項改革。一是進人才不要檔案，否則人才進不來；二是實行高工資，比外面高三倍以上；三是實行小汽車辦公，提高工作效率；四是擴大開放力度，建立顧問委員會、專家委員會、記者聯誼會，把公司置于社會名流、專家和新聞單位的關注和關心之下；五是公司組織了技術小分隊，專門向企業推廣新菌種，以提高味精的生產效率、降低生產成本。公司實行董事會監督，總經理負責制。由于公司的新體制、新機制最大限度地調動了員工的積極性，第一年就來了個開門紅，賺了600萬元。

　　“當時也不知道這錢屬于誰，也不知道應該給誰。我們賺的錢就給了工廠里的年輕人，給你5萬，給他10萬，西鳳酒招商，去創業，去開工廠，后來知道這是民營企業。”而作為帶頭人的任玉嶺只享受公司兩個待遇：在家裝一部電話，一個月80元的交通費。

　　彼時，他仍在國家科委工作，負責組織全國生物技術的“六五”科技攻關，西鳳酒代理 ，并參與組建中國生物工程開發中心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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